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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边博弈到多边合作——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
时间:2012-08-06 23:11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作者:徐斌&黄少卿 点击: 

核心提示
作者试图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剖析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案例,借此建立一个国家间能源交易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国家间能源博弈要实现“合作解”,分别可以依托双边机制、多边机制


    从双边博弈到多边合作——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的案例研究
                      徐斌、黄少卿
  

       【内容提要】 作者试图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剖析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案例,借此建立一个国家间能源交易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国家间能源博弈要实现“合作解”,分别可以依托双边机制、多边机制和第三方机制。中俄有关东北亚石油管线的建设项目长期陷入僵局的根源在于两国的双边博弈缺乏稳定解,这不但与日本介入这一外部因素有关,也与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以及国际市场油价的波动等因素密不可分,从而使“重复博弈”和“质押”等双边机制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当前国际社会缺乏强制性第三方机制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保障中俄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在完善双边机制作用的同时,当务之急是要参与建设和完善各类多边机制。
  【关键词】 双边博弈;多边合作;俄中日石油管线争端
  【作者简介】 徐斌,中国石油大学副教授,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邮编: 102249);黄少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上海 邮编: 20120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0)03-0141-14
 

一 引言
  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性资源,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在现代经济和历史中地位举足轻重。正如《石油!石油!》(The Age of Oil)一书作者莱昂纳多•毛杰里(LeonardoMaugeri)所说的那样,世界石油市场自产生以来,始终跳跃着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身影,伴生国家的兴衰迭起,至今没有一种原料能像石油一样对国家命运、军事发展和全球贸易战略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1]研究表明,一方面,石油作为现代战争的血液和从事工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另一方面,石油的生产与供给主要控制在全球少数国家手中,这使国际市场石油交易常常游离于市场规则之外。[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市场石油价格的一路攀升,国家间能源矛盾和冲 突日益显现,如何寻求有效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已经迫在眉睫。2002年以来,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就西伯利亚地区石油管线建设所进行的国家间博弈充分体现了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中俄石油管线项目从1994年提出伊始便受到世人关注,而在日本巨大投资允诺和俄罗斯一些利益集团的鼓动下,这一合作项目在进入21世纪后陷入重重迷雾,几经曲折。2009年2月,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俄贷款换石油的合作机制世界瞩目,通往中国的石油管道终于开始了最后110公里的修筑。
  作为当今世界的三个主要能源经济体,中、日、俄之间的博弈对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该案例研究近年来也成为学术界热点。周勤借助朱•弗登伯格(Drew Fudenberg)和让•梯诺尔(Jean Tirole)价格拍卖模型,[3]比较中俄与俄日双边能源合作的可能性高低,周勤认为,中日双方石油管线的博弈类似于拍卖品的竞价,取决于各自对竞拍品效用的评价,鉴于中国对俄能源供应的效用评价高于日本,未来中俄能源双边合作可能性更大。[4]李敏伦强调文化、心理、历史以及国际格局变化等方面对中俄石油管线铺设的影响,认为要从上述多角度理解案例中的合作困境。[5]陆南泉强调国家利益是中俄石油管线铺设一波三折的决定因素,未来中俄双边合作起决 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经济利益。[6]李福川认为影响中俄石油管线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和石油地理因素,俄罗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会倾向于安纳线,但基于石油地理以及相应投资成本的考虑则会选择安大线,这也导致俄罗斯犹疑不决。[7]还有一些文献论及合作机制建设对案例的意义,认为案例反映出中俄能源贸易的脆弱性,需要附加一些额外的实施机制,如积极参与勘探开发或股权合作的方式,使中俄能源双边合作更为有效。[8]总之,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中、日、俄三国间能源合作的不确定性以及合作机制建构的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俄远东石油管线争端的案例分析,建立一个国家间能源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世界石油市场体现的是国家间博弈,而要实现国家间博弈“合作解”,则与市场主体交易过程中保证合同得到履行的机理是一样的,可以依托双边机制、多边机制和第三方机制。[9]在目前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第三方机制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当务之急是要在发挥双边机制作用的同时,建设和完善各类多边机制,在这方面,中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推进。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案例发生的背景和经过进行描述;第三部分从合同执行的角度运用博弈论的分析 工具给出一个国家间能源合作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四部分是在上述理论框架下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了中俄国际能源合作中双边机制作用以及面临的各种约束;第五部分在案例分析基础上得出经验启示;最后是文章结论。
 

二 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的案例梗概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危机严重,生产大幅下滑,同时石油价格在国际市场不断下跌,石油出口国竞相寻找市场。1994年11月,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向中方提出修建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石油管道(即“安大线”)的建议。然而, 2002年下半年,日本开始插手该地区石油管道项目,提出修建安纳石油管线(即“安纳线”)。日本政府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公关活动,展开了官、产、研三位一体的外交攻势。2003年1月,日本首相在莫斯科与俄罗斯签署《日俄能源合作计划》,日本承诺从俄罗斯每天进口石油100万桶,同时准备提供50亿美元贷款,并协助俄罗斯开发油田及修建输油管线。2003年7月和9月,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否决了“安纳线”和“安大线”的修建计划,其原因是:其一,“安大线”和“安纳线”分别靠近贝加尔地震多发地带。其二,要横穿佟金国家公园;其三,要绕过贝加尔湖,危害生态安全。俄罗斯官方还认为,中方的“安大线”沿途基本是边缘地区,投资这一庞大的工程只有输送石油的单一作用,无法推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2004年,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又在“安纳线”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这条石油管道方案的起点是东西伯利亚的泰舍特,途经贝加尔湖北部,然后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和中俄边境地区,一直通往俄罗斯的远东港口纳霍德卡(简称“泰纳线”),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走向参见图1。
图1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走向示意图

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走向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社:《中俄签署东线石油管道中国支线原则协议》, 2008年10月29日,中国新闻网, http: //news. sina. com. cn/c/2008-10-29/033916544448. shtml。


  在修建“安大线”-“安纳线”-“泰纳线”过程中,中、日、俄管线博弈结果使日本的要价从100亿美元增到130亿美元,而日本在“安纳线”初始的报价是50亿美元。
  按照日本石油联盟的推算,使用这条油管的运油成本将是从中东使用油轮运输的两倍以上,这条输油管道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贵的管道,管道的投资风险大幅上升。
  2009年2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签订“贷款换石油”的合作协议。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总计25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俄罗斯则以石油为抵押,以供油偿还贷款,从2011年至2030年按照每年1 500万吨的规模总计向中国供应3亿吨石油。2009年4月,俄远东石油管道通往中国的石油管道终于开始了最后的110公里的修筑,以保证中俄石油长期合同的稳定供应以及中国大庆支线的开工。自1994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就西伯利亚地区石油管线建设所进行的合作案例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三 理论分析框架
  我们从案例进程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和日本需要更加稳定而多样化的石油供应来源;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在为西伯利亚地区生产的石油寻找销售市场,因此,铺设一条通往中日消费市场的石油输送管线符合中、日、俄各方的利益。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多赢的合作结果迟迟不能来临呢?对此,我们需要在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在本节,我们试图借鉴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建立该分析框架。[10]
  (一)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
  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反映出人类在合作上的一种困难:尽管相互信任并合作能够给博弈双方带来利益,但是,如果给定对方愿意合作的前提下,自己选择不合作将带来更大的利益,则自己会放弃合作;如果对方也意识到这一点,对方也会不合作,则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不合作,从而陷入到比合作更差的境地。
  我们可以用一个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例子来做具体说明。假设中俄两国面临着图2所给出的一个交易博弈,图中说明了两国可以选择的策略有两种:合作、不合作。合作行为需要付出一个沉淀成本α,不合作行为无须付出该成本。图2(右下角)的四个方格中分别给出了不同策略组合下各自的收益情况,每格中左边的数字为俄罗斯的收益,右边为中国方面的收益。如果双方合作,则假设各获得交易所带来的收益Г的一半减去沉淀成本α;如果其中有一方选择不合作,则不合作方得到收益β,而合作一方则蒙受-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则双方都只能得到一个0收益。显然, 双方同时选择合作是一种互利的策略。但是,这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吗?显然,能否实现合作解取决于不同策略下中俄两国各自收益的取值大小。假设存在0<Г/2-α<β,即在给定对方选择合作时,己方选择不合作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收益,尽管会给对方带来了-α的损失。如果预计到对方会选择不合作,则每一方都会选择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将是该博弈中唯一的纳什均衡。在这一均衡解下,两国的收益都只能是0,则社会的总福利为0,相比于能够带来Г-2α社会净福利的合作选择,不合作显然是一个更坏的结果。
图2 完全信息的静态交易博弈

 

  中国
合作 不合作
俄罗斯 合作 Г/2-α, -α,β
Г/2-α
不合作 β, -α 0, 0


  不过,如果收益的取值发生变化,假设Г/2-α>β,即在给定对方选择合作时,己方也是选择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则该情形下的纳什均衡解一定是(合作,合作)。
  由此来看,中俄能源博弈双方能否不陷入“囚徒困境”而实现合作均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合作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大小(我们可以称之为“合作租金”),即Г的取值,Г越大,实现合作解的几率越高,反之越低; (2)合作行为需要付出的沉淀成本α的大小,α越大,实现合作解的几率越低,反之越高; (3)欺骗行为所获得的收益β的大小,β越大,实现合作解的几率越低,反之越高。
  (二)实现博弈合作解的双边机制
  在前面的静态博弈模型中,如果收益的取值恰好能够实现合作均衡解,显然,合作能够带来双方福利的净增加。然而,我们也看到,一次性的双边博弈往往容易陷入到相互不合作的“囚徒困境”之中,那么,合作双方能否通过某些机制走出这一困境,从而更好地保证双方愿意选择合作的策略呢?能否找到这样的机制,关键在于能否改变中俄博弈双方的收益状况。如果不考虑外部其他国家的影响,中俄博弈双方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来改变各自的收益,从而最终改变博弈均衡解。
  1.从一次性博弈变为重复博弈
  如果中俄博弈双方意识到未来还有继续通过能源合作获得收益的可能,那么双方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因为尽管一期的不合作(或者说欺骗)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由此而丧失了双方未来的合作机会,则从长远看还是得不偿失的。我们从图3的中俄博弈双方收益情况来加以说明。在图3中,我们将未来合作的收益贴现到当期,那么,双方采取合作策略则各自得到收益δ。[11]由于δ包括了未来n期博弈采取合作策略的全部收益,因此,δ要远远大于Г/2-α,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gt;β的概率也相应地提高了,换言之,相比于一次性博弈,双方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为(合作,合作)的概率要高得多。目前,理论上已有多个博弈模型得出了这一结果。[12]
图3 考虑未来合作收益的完全信息博弈


  中国
合作 不合作
俄罗斯 合作 δ,δ -α,β
不合作 β, -α 0, 0

 

  2.通过质押(或礼品交换)形成合作的可信承诺
  提高博弈双方采取合作策略概率的另一种方式是降低采取不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建立质押或礼品互换的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以质押为例,如果博弈双方在采取行动之前,各自将一定价值的财产置于独立的第三方作为 质押品,没有采取合作行动的一方将失去该质押品。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质押机制的引进改变了中俄博弈双方不同策略的收益,和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相比(参见图1),在中俄任何一方采取合作策略的前提下,采取不合作机会主义行为的另一方的收益从β下降到β-γ,假定双方合作产生的租金仍然是Г且平分该租金,那么,博弈各方合作的收益Г/2-α大于β-γ的概率便大为提高。换言之,引入质押机制后博弈更有可能得到合作均衡解。[13]
 

图4 引入质押机制的完全信息博弈

 

  中国
合作 不合作
俄罗斯 合作 Г/2-α, -α,β-γ
Г/2-α
不合作 β-γ, -α -γ, -γ


  (三)实现博弈合作解的多边机制
  除了博弈双方之间的一些机制可以增强实现合作解的可能性之外,还存在能够达到同样效果的多边机制。多边机制的作用原理与双边机制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改变博弈双方不同策略的收益水平来影响最终的均衡解。[14]由于博弈双方往往还要与其他国家发生交往,因此,两国进行双边博弈时,就不能局限于只考虑本次博弈内不同策略的收益,还要考虑到这种策略选择信息传递给其他国家后对未来的国际交往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博弈国之间的信息传递是畅通的,而且大家都秉承一种“排斥不合作 者”的行为规范,那么尽管某个国家在一次博弈中的不合作行为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但也将失去未来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收益。一旦把与其他国家的潜在交易机会考虑后,则博弈双方采取合作策略的概率就明显提高了(这时博弈双方不同策略的收益水平类似于图3所给出的情形)。
  (四)第三方机制
  第三方机制有效的条件是存在一个能够充分获得信息并且有能力强制执行裁决的第三方机构,是否具有强制性特征是第三方机制与多边机制的主要区别。由于国际关系的特性,全球范围内权力高度分散,也没有公认或普遍的权威,就本案例而言,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尚不具备实现博弈合作解的第三方机制。
四 案例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中俄远东石油管线的合作取决于双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市场条件下,博弈双方的成本收益也是变化的。有效的合作机制安排形成的合作均衡,反映的是博弈方收益取值的变化。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理论框架对案例分析,解释中俄能源合作中一波三折的原因(合作均衡解的变化),并讨论在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争端中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的作用及其面临的约束。
  (一)中俄博弈均衡解的前后变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在一个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中,能否实现合作解取决于不同策略下中俄两国各自收益的取值大小。从总体收益角度看,作为能源生产大国,“安大线”给俄罗斯带来的收益将是可观的生产者剩余:俄罗斯远东油气资源的生产找到了出口市场。俄罗斯从2005~2010年每年将出口原油2 000万吨, 2010~2030年每年出口原油3 000万吨;而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中国方面的收益则是自身现实的消费者剩余:俄罗斯远东原油的输送弥补了自身能源消费的不足。因此,对于中俄双方而言,不合作的收益是0。“安大线”工程对双方长期合作带来的收益而言,其沉淀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对中方而言,石油还是一种特殊的稀缺性资源,而俄罗斯方面承担此项沉淀成本的则是作为俄私营身份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因此,在“安大线”当时情形下的纳什均衡解是(合作,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俄罗斯政府博弈收益的若干因素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俄罗斯面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出口市场的强烈能源需求,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使其预期获取的生产者剩余收益远非“安大线”方案当初设计所能满足;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加入使俄罗斯政府博弈收益发生了变化。
  2009年2月,中俄“贷款换石油”是一种典型的质押机制。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 世界石油市场的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俄罗斯国内各方也资金吃紧,俄罗斯国内银行和一些重要的企业面临债务无法偿还困境,等待政府的救助措施。中方贷款的引进大大改变了俄罗斯博弈策略的收益,从而使双边合作的空间加大了。这是因为,在俄方采取合作策略的前提下,采取不合作机会主义行为的另一方的收益从β下降到β-γ,这个γ现在是来自中国的250亿美元贷款。假定双方合作产生的租金仍然是Г且平分该租金,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博弈中的俄方合作的收益Г/2-α将显著提高,大于β-γ的概率便大为提高。
  (二)双边机制作用的约束
  从中俄能源管线博弈的全过程来看,双边机制并未使得双方免于陷入“囚徒困 境”。日本在双边博弈过程中采取了各种贷款、援助等质押机制,试图通过博弈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影响俄罗斯远东管线的投资决策,中国也曾经许诺进行贷款等质押条件,但为什么直到2009年中国25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才最终促使中俄远东石油管线合作(均衡解)的形成呢?中俄双边均衡解前后变化说明,中俄能源双边机制的作用是有约束条件的。
  1.重复博弈和质押机制面临的约束
  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重复博弈并未体现出多期博弈采取合作策略的收益。俄罗斯与中国双边合作关系是借重与防范兼备的心理,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它们选择合 作策略的概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罗斯希望多个国家参与其东部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的开发,而不是让某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能源政策目标是在利益平衡基础上建立统一能源空间,提高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与国际石油公司的竞争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中俄油气管线的重复博弈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俄罗斯也曾寄希望中俄油气管道建设与中国的天然气合作进行“礼品互换”性质的策略合作,但中国实施了“西气东输”项目后,推迟了参加三个中俄天然气项目的准备。[15]总之,中俄双方缺乏质押机制的博弈使合作均衡解难以形成。
  2.国际油价对双边机制的约束
  能源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预算的50%和外汇收入的64%来自于石油和石油制品的生产加工及出口。因此,国际油价波动对双边机制的约束是显见的。一般而言,国际油价低位时,能源出口国对外部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因而对外国投资、贷款以及各种援助等质押条件更为宽松。2002年以来,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俄罗斯大量的“石油美元”为其补充了源源不断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能力,不仅依靠石油收入还清了全部外债,并且建立了庞大的储备。在国际油价暴跌前(2008年8月),俄罗斯外汇储备规模仅次于中国和日本排在第三位。显然,在这段时间给予俄罗斯贷款及援助等各种质押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2008年8月以后,国际油价在高位跌去75%以上(见图5),俄罗斯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减少了1 600亿美元, 2009年,俄罗斯的财政赤字无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给予的250亿美元贷款作为一种双边质押机制起到的作用十分关键。
  需要提出的是,中国25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计划除了外汇策略等因素外,实际上是提高自身合作机会成本的一剂苦口良药。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原油价格与其 他俄罗斯原油出口中国的月平均价格基本上高于出口欧洲的价格,但俄罗斯原油出口中国的利润远远低于出口欧洲的利润。[16]这种利润差异使俄罗斯倾向于增加对欧洲的出口,从而减少对华出口。因此, 2007年11月,俄罗斯在关于中俄远东管道和2010年后原油长期供应协议谈判中,俄罗斯石油公司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幅提高石油价格。正是考虑到中俄远东管道进口原油供应方对价格的影响力,中国对俄250亿美元贷款,不仅提高了俄罗斯的合作收益,同时也约束了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违约的机会成本)。这就是说,如果将来中国选择不合作,贷款将作为中国投 资的“沉没成本”将由中国自己承担。
图5 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年度走势图

完全信息的静态交易博弈
 
  资料来源:Moore Research Center, Inc., http: //www.mrc.i com /pdf/c.l pd.f
五 对案例的进一步思考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一方面,要积极完善双边机制;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与运用,以便中国在确保能源安全问题上可以逐步由倚重双边机制转向倚重多边机制。
  (一)双边机制的完善
  利用贷款、合资等资本联结的相互质押手段促进中国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上、中、下游产业一体化的合作。当然,质押机制的合作尚需建立在国际油价波动以及 俄罗斯与中国国内油价定价机制的完善方面,中俄之间应当尽量寻求与市场化接轨的模式,寻找合适的时机促进中俄质押机制的有效作用发挥。
  中国完善双边机制的重点要放到如何与俄罗斯保持长期的经贸合作方面。首先,加强能源对话机制,多进行沟通与理解。除了政府之间建立更加牢固的能源战略对话机制外,也应发挥民间能源合作机制的作用。多年来,国内石油市场一直缺乏与海外交流的机制,除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等少数几家单位有条件在海外谋求合作外,其他中国能源企业很少走出国门。在中国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的承诺宣布原油成品油批发市场对外开放后,可尝试以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协会为中介,组织出国考察,交流信息,探索包括技术合作在内的各种合作模式。其次,建立统一的能源监管机构以及对外谈判主体,加强国内能源贸易领域的立法,限制政府自身在能源合作领域的相机抉择余地。此举既可以加强中国对外谈判的主动性,又有利于向外发布明确的可信承诺信号,促进有效的双边重复博弈合作的形成。
  (二)多边机制的构建
  多边机制的约束将加大博弈方在一次博弈中不合作行为带来的违约成本。多边机制有效的条件是信息的有效传播、潜在博弈参与者遵守对不合作者惩罚的共同规 范。[17]由于俄罗斯在东北亚能源交易中的超级生产大国地位,单靠一个石油进口国的力量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因此,如果多个石油进口国能够达成尊重俱乐部规范的默契,那么从理论上看,多边机制对合同执行的作用要优于双边机制的作用。然而,从中俄能源管线合作案例中,我们看到多边机制的作用是缺位的。
  中国、俄罗斯作为成员国或观察员参与了全球层面或区域层面的多个重要的多边机制。中国、俄罗斯是联合国成员,积极参加与全球能源问题有关的所有论坛。根据联合国章程,能源问题并不属于联合国的职权范围,但是在联合国各种论坛上,全球能 源问题在全球环境问题的前提下得以表述。中国、俄罗斯还利用国际能源论坛,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对话。在区域层面,中国、俄罗斯都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也都是东盟(ASEAN)观察员国家。尽管这些机制充分发挥了信息交流与沟通功能,但实质性合作不多。那些合作紧密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如国际能源署(IEA),其成员国已经建立了紧急石油共享机制,但这种合作机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多边机制成员往往需要共同认可的规范,如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这实际上是一 种俱乐部规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他非市场经济成员国的参与。本案例涉及的三个国家只有日本是国际能源署成员。
  要形成对于俄罗斯这样的石油输出大国的强大制约,需要在国际层面产生完全由石油进口国组成的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组织。形成这种多边机制的最大问题在于,要在主要石油进口国之间形成一致的行动将面临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所指出的集体行动的困境。[18]要解决集体行动中存在的搭便车问题,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比如,集团中成员的数量不能太多;存在规模较大的成员;能够较低成本地在主要成员之间分摊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等。[19]如果把主要石油进口国作为一个集团,可以发现,它部分符合达成集体行动的条件,如确实存在像美国、日本这样规模较大的成员。但是,世界十大主要石油进口经济体既包括美欧及日本这样的传统经济强国,也包括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集体行动的成本分摊机制复杂,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20]
  多边机制未来在能源合作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中国可以考虑在亚洲倡导建立地区性能源合作对话和论坛,推动政府与政府、政府与民间、企业与企业间的对话,俟时机成熟再逐步向成立亚洲能源合作组织过渡。构建中、日、俄、韩四国参与的东北亚合作组织,并在该组织框架下协调四国的能源政策,建立以俄罗斯为供应国的能源网络,在俄罗斯远东石油出口总量上达成合理的分配机制,是多边机制题中应有之意。中、日、韩三国也可以考虑运用相关的质押机制进行合作,如可以组成国际财团共同参与俄罗斯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上游资源开发。此外,建立中、日、韩、俄四国的联合石油储备体系,将不仅有利于能源消费国,对俄罗斯也是件利好的事情。[21]总之,这些相关的质押机制将极大提高俄罗斯违约成本,避免俄罗斯对亚太地区“分而治理”导致的“囚徒困境”。
六 结论
  中俄能源领域合作双边机制的条件是长期的重复博弈和通过质押形成合作的可信承诺。应该看到,中俄双边机制的限制与中俄之间的信息沟通、认知、心理、交易成本、集体行动等问题密切相关,也与中俄之间的国内政治因素相互关联——不同角色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总是存在分歧和差异,所以双方对能源外交政策的偏好也不同,各方均会设法影响政策的形成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因此任何一项最终出台的对外能源政策必然反映出这些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各国政府的国际能源政策往往是在国内的约束下综合各方利益的结果,因而,依靠双边博弈达成的合作充满不确定性。
  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案例凸显出有效多边机制建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多边合作机制的目标是明确能源国家各方的利益集中点,确定收益分配的机制,减少国家间为选择特定结果进行复杂谈判的成本,同时也可以限制违约行为,有助于提高参与国的国际信誉。如何构建国际能源合作框架,形成相关国家间的合作博弈均衡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最大可能地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希望本案例所反映的道理对于其他对外经济政策制定具有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谭秀英]
  (本文为作者所承担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联合组织的大型研究项目系列“WTO与中国经济的案例研究(第二辑)”的子课题之一的研究报告的修改稿。感谢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教授细致的修改意见和有益评议,感谢贾义猛博士提供的建议与帮助,同时也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为我们提出细致修改意见,当然,文章的错漏由作者承担。)
  注释:
  [1]Leonardo Mauger,iThe Age ofOil: The Mythology,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World’sMost Controversial Resource,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6; [意]莱昂纳尔多•毛杰里著,夏俊、徐文琴译:《石油!石油!》,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石油作为一种具备天然垄断性质的资源具有相当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这是一种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
  不过,近年来另一种观点也越来越被接受,即石油与世界市场的大多数资源性商品一样,“仅仅是另一种商品”。
  一般而言,某种产品要具备有效的垄断能力,首先是这种产品没有相近的替代物,其次是需求价格无弹性。从历史上看,世界石油市场总体上供需平稳。一方面,从石油生产国角度看,即便我们假设某个政府具有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类目标也是动态的,不同时期有变化),但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市场上,一个国家政府仅能控制整个国际生产体系的极小部分,有效政策选择范围很有限,即便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作用也在下降;另一方面,从石油消费国来看,尽管其短期需求曲线弹性很低,然而从长期看,因为新能源的替代作用,对石油的需求表现出更大的弹性。由于石油消费国建立了石油储备机制,其面临的短期石油贸易中断的威胁得以缓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世界财富的积累建立在智力创新、微芯片以及服务等方面,关于石油“仅仅是另一种商品”的看法也日趋增多。
  [3][美]朱•弗登博格、[法]让•梯若尔著,黄涛译:《博弈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周勤:《基于能源供给安全的国家之间能源政策的博弈——兼评中日俄间的“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载《中国工业经济》, 2003年第12期,第57-63页; [美]朱•弗登博格、[法]让•梯若尔著,黄涛译:《博弈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敏伦:《中俄石油管道铺设受阻的症结及启示》,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04年第9期,第7-9页。
  [6]陆南泉:《从中俄输油管道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几点思考》,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年第1期,第81页。
  [7]李福川:《影响中俄石油管道项目的两个最重要因素》,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年第1期,第84-85页。
  [8]夏义善:《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的现状、动因和前景》,载《当代石油石化》, 2007年第5期,第11-15页;冯春萍:《透视中俄石油管道“路线图”风波》,载《世界地理研究》, 2004年第1期,第22-28页。
  [9]这里借鉴了制度经济学中的合同执行理论的概念。我们假定国家具有人格化特征,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市场中个体本质是一样的,其行为具有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特征。按照合同执行理论,合同执行可以依托双边声誉机制、多边声誉机制和第三方机制。
  [10]在中日俄管线案例中,卖方是独家垄断,买方是双头垄断,因此,可以考虑应用有关垄断的经济理论来展开分析。双边垄断的确是本案例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特征。但是,本文一方面为了保持分析框架的简洁和一致性,另一方面考虑到从全球市场来看,这种垄断特征会被弱化,因此没有运用关于垄断的产业组织理论。
  [11]这里δ等于n期重复博弈中每次合作收益Г/2-α的贴现值之和。用公式表示为:δ=Г/2-α+(Г/2-α) /(1+σ)+(Г/2-α) /(1+σ)2+…+(Г/2-α) /(1+σ)n-1,其中σ为贴现率。
  [12]用来解释参与者如何走出“囚徒困境”的一个基本而著名的模型是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然而,这样的结果与大量的经验事实并不一致,一个著名的实验便显示,在有限次数重复博弈中,人们往往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这时合作行为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参见Robert Axelrod, W illiam D. Hamilton,“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Science,Vo.l 211, 1981, pp. 1390-1396。戴维•克雷普斯(David M. Kreps)、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Milgrom)、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W ilson)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重复博弈模型中,证明了合作行为在有限次博弈中会出现。参见David M. Kreps, PaulMilgrom, John Roberts andRobertW ilson,“R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nitely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Journal ofEconomic Theo-ry, Vo.l 27, 1982, pp. 245-252。
  [13]关于质押能够在行为人之间产生信任,即预期能够实现合作均衡解的一个详细理论解说,参见[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七章内容。休•洛恩•卡迈克尔(Hugh Lorne Carmichael)和威廉•本特利•麦克劳德(W illiam Bentley MacLeod )通过建构一个礼品互换的博弈模型,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个随机配对的市场上,两个交易者相遇并互赠礼物之后,将形成互相诚实交易的均衡策略。严格的模型表述,参见H. Lorne Carmichael and W. Bentley MacLeod,“Gift Giving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7, Vo.l 38, No. 3, pp. 485-509。
  [14]多边机制可以分解为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多边声誉机制解决的是博弈各方属于何种类型(合作还是不合作)信息的传递问题;多边惩罚机制解决的是有过不合作表现的博弈方能否因其他博弈者的排斥而受到惩罚的问题。只要这两个机制的任何一个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则多边机制就无法保证博弈中合作均衡解的实现。多边机制既可以是基于社会规范,也可以基于俱乐部规范。就我们要分析的案例而言,发挥作用的多边机制主要是基于俱乐部规范。俱乐部规范下的多边机制是上述礼品交换下的惠顾关系的扩展。
  [15]中国实施了“西气东输”项目后,推迟了参加三个中俄天然气项目的准备。根据国际惯例,在长达数十年的天然气销售合同期内,买卖双方将根据原油价格的适时变化,按照约定的一定的核算原则,及时地修订天然气的销售价。这个事先约定的核算原则,就是所谓的定价机制。参见[俄]斯•日兹宁著,王海运、石泽译:《俄罗斯能源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16]按净回值价格(Netback Price)的差值计算, 2008年8月,这一差值达每桶9. 13美元。净回值价格指出口价格中扣除运费后的价格。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运费(管道和铁路混合)要大大高于对欧洲的运费(管道)。参见刘旭:《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原油贸易——价格分析的角度》,载《俄罗斯研究》, 2009年第1期,第63-73页。
  [17]当前,并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对国家间能源利益冲突进行协调、裁决并强制执行的第三方国际组织。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具有一定的针对国际贸易纠纷进行裁决的功能,但是,俄罗斯和伊朗等石油供应大国尚未加入这一组织,而且,世界贸易组织内部也没有就能源问题形成专门的内部机构和机制。因此我们更愿意将它作为一种多边机制来分析。
  [18]曼瑟尔•奥尔森就达成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有经典阐述,其核心观点是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参见Mancur Olson, Jr.,The Logic of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9]关于达成集体行动的机制,可参见黄少卿、余晖:《民间商会的集体行动机制——对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年第4期,第66-73页,该文通过扩展奥尔森的模型,提出了突破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的若干条件。
  [20]如果石油进口国组织(OPIC)得以成立,那么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继续存在的情形下,国际石油市场将近似于一个双边垄断市场,按照产业组织理论,该市场并不存在唯一的关于产量与价格的均衡解,所有的均衡点分布在一个区间内,最终的均衡点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尽管这增强了石油进口国的谈判能力,但是这种结构可能导致双方更加激烈的博弈局面,实际上是一种受到更多约束的双边博弈。正如我们前面分析所昭示的,双边博弈的结果很不稳定,因此,成立石油进口国组织的后果同样是不确定的。
  [21]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市场将随着联合石油储备体系的建立而拓展,并且该地区石油供应的稳定性、供应量以及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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